|
召回事件的频繁发生，反映了汽车安全法规的日益完善和严格，以及社会监督机制的不断健全。从国外各种汽车召回制度的执行可以看出，国外一些消费者的利益能够得到很好的保护，这不能完全归结为国外消费者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强，而是因为有一套帮助弱小消费者的机制。
目前我国汽车召回完全在企业自觉行为的支配下，没有有效的监督措施约束，随着汽车市场竞争程度的提升，中国汽车制造商抢占市场机遇的观念越来越强，他们对申请产品目录的时间过长早有微词。现在执行的目录管理方式是计划经济的管理方式，不仅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节奏，而且不利于中国汽车制造商改善其十分薄弱的销售环节，迎接国际市场的挑战。
通过严格的汽车召回制度使汽车制造企业克服型式认证后就万事大吉的旧观念，以高度的责任感来对待自己产品的四大性能。政府虽然不能直接握有产品的出生权，但可以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召回制度，代表消费者对汽车四大性能进行终身监督。建立完善的汽车召回制度能够是汽车消费者更加放心的消费汽车，同时以法规的形式确定汽车召回制度，能够使政府对经过型式认证后流入市场的汽车产品的安全、环保和节能性能进行有效的监督。
诚然，考虑到国内绝大多数企业还处于经济积累阶段，我国汽车制造业的整体水平、厂家的实际承受能力、整个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实行召回制度的基础还有一定距离，出于企业、行业、国家整体利益等方面的原因，实行汽车召回制度还有一些障碍，但这并不能成为企业拒绝汽车召回的理由，企业应从竞争的角度去认识汽车召回的重要性，并将之作为提高企业信誉和改善产品质量的一个内在动力。
一组数据：
德国大众在中国的投资。1985年3月，中德合资双方各占50％股份的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1991年一汽与德国大众联手，成立一汽大众汽车公司。15年来大众在中国的投资已达30亿马克，相当于130亿人民币。
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1997年3月，总投资为15.2亿美元的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成立。通用汽车公司与上海汽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各占50％股份。沈阳金杯通用汽车公司是通用汽车公司在中国的第二大合资项目，投资额2.3亿美元，投资双方各占50％的股份。
福特汽车公司在中国的投资。1997年12月，福特与江铃共同开发的汽车——全顺正式批量生产，1998年11月福特公司拥有其30％的股份。
戴姆勒－克莱斯勒在中国的投资。1999年9月，北京汽车工业集团和戴姆勒－克莱斯勒公司宣布，投资2.26亿美元加强和扩大合作项目。
PSA集团在中国的投资。PSA与东风的合资项目神龙富康轿车一期工程1998年完工，2000年9月通过实施23.4亿元“债转股”，神龙公司注册资金达到60从以上资料我们可以看出，国外厂商已加大了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全面渗透”和全面控制。随着中国加入WTO，各种国外独资企业的建立，以及包在国内汽车制造企业外面的保护层的彻底剥离，与其被动的接受挑战，临时慌乱，不如早作准备，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
此外，从售后服务方面来看，汽车召回更有其重要性。国内厂商都或多或少有一些急功近利的心理，只注重如何吸引新的顾客，强调创亿元，雪铁龙公司增资后仍占30%股份，东风公司股份降至31％。
本田公司在中国的投资。1998年7月本田公司与广州汽车集团合资成立广州本田汽车有限公司。本田公司表示，在适当的时候要增资扩大广州合资企业的生产规模。
厂商重视制造交易，忽视保持与顾客的关系。焦点往往集中在售前活动和销售活动本身，而不是售后活动。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许多厂家的售后服务体系不健全，更别说汽车召回的实施了。但是，西方的大公司正日益认识到保持现有顾客的重要性。根据赖克海德和萨瑟的理论，一个公司如果将其顾客流失率降低5％，其利润就能增加25％至85％。所以，我们的汽车厂商应把目光放长远些，完善自己的售后服务系统，提高顾客的满意度，牢牢抓住自己的终身顾客，靠口碑效应扩大用户群，这才是在竞争中利于不败之地的核心。
我国高速公路的发展很快，车速越来越高，加之车辆保有辆的增多，交通事故呈上升趋势，这里既有交通管理和驾驶的原因，也有车辆产品质量的原因。召回制度的不完善，使一些能够避免的由于质量问题引起的交通事故得不到及时挽救，造成人员伤害，那些因质量疏漏而行驶在道路上的车辆，就像一颗颗随时都会发生爆炸的炸弹，给社会的稳定生活带来极不利的影响。所以，从企业的社会责任角度出发，从社会营销的观念出发，“汽车召回制度”的实施也势在必行。
也只有通过建立严格的“汽车召回制度”，才能有效地制约制造商的商业行为，完善企业售后服务，使势单力薄的消费者权益在受到侵害时得到切实保护，同时安全法规的健全也将成为企业提高产品品质、加速产品更新换代的压力和动力，最终促使汽车工业健康稳定的发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