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京发改委组织的印度软件业考察活动，引发了国内新一轮软件业发展模式的大讨论。
众所周知，发展软件“代工”业务是印度软件业发展模式的最重要特点。这是印度在全球化软件业分工体系中简单而清晰的战略。事实证明，这个战略在印度成功了。据麦肯锡预测，未来5年中，印度的软件与IT服务外包在目前规模上将增长5倍，成为一个年出口额570亿美元、提供400万人就业并为印度GDP贡献7%的巨型产业。
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软件业也可能像印度一样最终发展成巨型产业。这对所有中国软件的从业者与管理者而言，都是血脉贲张的诱惑。在这样的讨论中，中国的软件业听起来好像离国际化越来越近了。有企业指出，通过软件与IT服务外包，3年的时间中国软件公司可以实现全球化；也有官员认为，软件与IT外包产业本身就是全球化产业，因此我们不应再强调软件产业的国际化。
从全球软件的产业链来看，由于软件生产无需物流过程，主要依赖通信和网络基础，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所以更容易低成本地实现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分工。软件生产的高端流程部分，包括产品概念、定位、框架以及核心技术等部分往往由发达国家控制。它们将软件生产的低端部分，即代码的工作分解到如印度这样的代工国家来完成。代工国家交付软件成品，并由发达国家控制软件的销售。客观地说，这样的分工在全球产业格局上来看是高效的，并且由此降低了软件的总生产成本。
不过，这股知识经济领域国际化的潮流，对于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尤其是对于要成为世界强国的中国来讲，却是危险的。其中，全球一体化使得软件发达国家与代工国家出现了明确的分工，分别占据产业链的上游与下游；更重要的是，代工国家不拥有软件知识产权，本国的信息化不得不更大程度形成对发达国家产品或技术的依赖。
中国国家“十五”科技计划将软件在内的信息技术定义为“国家战略性技术”。“国家战略性技术”意味着软件不仅要能够满足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更意味着软件要能够满足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由于长达一个世纪以来的殖民地历史渊源，印度有着明显的“依附型”经济特点。直到今天，这种“依附”所带来的高满足感成为普遍的印度民族心理。据说印度人对自己国家的满意程度排在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
全球经济一体化后，在软件领域，国际软件资本为寻找更具成本优势的劳动力市场而形成了印度的外包业务格局。可以说，这是由发达国家利益驱动的国际市场自然分工，也是印度为充分发挥英语语言优势以及多年殖民地历史赋予的国际化经验优势，所形成的国家战略。这一战略进一步映射出其一贯的依附型经济特点，同时也符合印度的现实国情。
中国在此方面有着与印度迥异的国际国内环境。首先，表现在国民心态上。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让中国变得更强调独立自主。其次，来自美日等发达国家对中国崛起的遏制努力，从来都没有消除。这要求中国在经济、军事、科技乃至文化等领域，都必须要有坚定而鲜明的独立“国格”。
信息技术作为知识经济时代的重要竞争力，中国需要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战略技术与产品。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 10～15年之后中国预计可以成为全球第3大经济体。中国由此诞生的巨大“市场”资源是印度所无可比拟的；另一方面，它应该成为催生中国软件巨头的良好土壤。
这些与印度不同的背景，就需要中国更加强调自主独立的创新精神。那些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期望软件国际分工的“外包”业务成为中国软件业未来出路的想法是危险的，是典型的对国际分工的固化认识甚至迷信。由于这种国家间的分工所引发的在全球软件产业链上对发达国家的依赖，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技术战略上的危险。
一部美国的软件史几乎就是世界的软件史。我们耳熟能详的IBM、微软、Oracle、BEA等巨头，都是依托于美国商业在全球的霸图而发展起来的。美国政府先是关起门来，在许多大型军事软件项目上扶持本国企业，使它们成为世界软件业的主角。后来，全球化浪潮让美国企业通过全球分工继续控制高附加值的科技产业，同时又紧紧把握住软件产品的知识产权，在全球范围内实施知识霸权，获取超额利润。
美国的软件历史可以给我们很多启示。“龙象之争”容易让中国企业局限于眼前中印“模式”的好坏之辩，而忽略更长远、更基础、更加适合中国自己的战略，即信息技术知识产权的创造。
5/12/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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