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是百里挑一的稀缺资源，其价值实现却有赖于资本和团队，而资本和团队自愿“押注”于企业家的创新，除了经济利益之外还有精神上的认同，所以现代企业理论提出了两个新的命题：领导力和企业文化。
企业“活宝”
许多企业家把文化视为企业追求卓越的无价之宝。但在现代企业的经营中，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随着企业家的“跳槽”或“下课”，企业文化的核心内容也会随之而变。一个企业的文化，通常就是该企业一把手的文化，在一把手“活”在企业之时，他所推崇的文化就是“无价”之宝。由此看来，文化彷佛是企业家的“活宝”--在企业和企业家活着的时候，才是宝贝。企业一旦经营失败，或者一把手因故离开了企业，他所推崇的企业文化也会销声匿迹，风光一时的“无价”之宝会变得一文不值。即使前任定下的规矩必须“萧规曹随”，继任者也会换一套说法，很少有人还会默诵着前任的语录，亦步亦趋。通常只有家族企业才会把家族文化奉为不朽的商业信条。这就提出了一个命题：企业文化究竟有没有商业价值？企业是否存在不因人而异的普世价值观？
警惕过度“文化”
文化一词源于《易经》：“观乎人文，以化天下”，后人解读为“以文化人”，本来不是商业术语。商人讲文化，通常离不开本民族的人文传统，所以很难永续传承。因人而异的企业文化通常带有企业家的个人色彩，在中国，人们可以在“仁义礼智信”中取出的任何一个字尽情演绎，演绎中又可援引诸子百家乃至耶稣佛陀等宗教信条。更有甚者：人未成“宗”，话已成“教”，本来是“忽悠”别人的企业文化率先“忽悠”了自己！
企业经营的决策是要有独裁的，因为“总裁”就是独裁，而独裁者身边必有谄媚之人，于是乎，企业文化在传播中多半会被没有文化的执行者们曲解，甚至演变为公司政治的工具，失信于团队，失信于股东，失信于客户。长此以往，企业就会丧失其原有的核心竞争力，所以说，过度“文化”是企业经营的一种亚健康形态。
以信为本
文以化人，而企业的“企”字却是“人+止”，从制度产生的本源看，企业制度是超越“人”而存在的，这就要把商业文化的一般理念和因人而异的文化诠释区别开来。
在中国，文化正统的排序是“仁义礼智信”，社会正统的排序则为“士农工商”，由此推论，商业文化在中国是排在后面的“智信”二字。文化以人为本，商人以信为本，若把企业家从一般商人独立出来定义为创新的推动者，则“智”字可以代表创新。然而，无论是“信”还是“智”，商业成功的标准都离不开利润，这就要把传统文化的“仁义礼智信”与商业文化区别开来。
商业文化，无论商人的姓氏为“赵钱孙李”或“周吴郑王”，成功者都离不开三个字：利-智-信。纯粹做人，可以不言利，可以无智慧，可以不求信，但要做企业家，三者缺一不可：无利不起早，无智不创新，无信不成功。古人云，不成功便成仁，说明成功和成仁是分离的，破产企业的商人也可以把人做好，但好人却未必都能成为好商人。仁德礼义是做人之道，利-智-信则是为商之道，其中以“信”为至尊，所以说，商人一诺值万金。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认清“利-智-信”
企业文化不能回避“利”，商人讲文化而不言利，这是商人的虚伪。从商者，可自我冠名为儒商、仁商、德商等等，都是反商业文化的杂交概念，混淆了社会人文与商业文化的差别。商人逐利乃天经地义，亚当·斯密写了两本书：一本是《国富论》，另一本是《道德情操论》，前者解读财富的性质和起源，解读了理性经济人的行为；后者诠释社会人的道德情操，解读了理性自然人的行为。企业家群体，是人格分裂的二元化行为主体，作为自然人可立德立言，作为企业家要成长创新。因为，企业家是公司创新成长的永动机，而利润则是永动机的润滑油。自然人的天性可以温文恭俭让，而企业家的天性却必须承担责任，挑战风险。
企业文化若绝口不言“利”，不仅漠视了资本家的逐利天性，而且违背了企业家的诚信准则，看似高雅智慧，其实虚伪愚蠢。在商业文化中，“信”高于“利”，“利”高于“智”，特别是管理上市公司的企业家，诚信为本，“信”有三面：一要面向投资人，求信用；二要面向管理团队，求信任；三要面向消费者，求信心，三者缺一不可。企业家的价值实现高度依赖于资本、团队和客户，而资本重“利”，团队重“智”，客户重“信”，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就是“利-智-信”，其价值实现的方式可量化为企业的利润、创新和商誉。
企业家和普通商人的差异在于“智”，没有智慧的商人如过江之鲫，有智慧的企业家是百里挑一。企业之“利”若包含了创新利润就是“厚利”，有别于普通商人的“薄利”。犹太商人崇尚“逐厚利”，中国商人注重“薄利多销”，我们常说犹太人贪婪，这可能包含着自卑。消费者若愿意支付“厚利”的价格，是因为在“厚利”之中有企业家的溢价，也就是“智”的货币化。
企业文化与有文化的企业家
现实生活中的企业都是由个性化的企业家所代表的，有文化的企业家就像名牌商标一样，以其个人魅力和领袖气质使企业流光溢彩，但却不能因此说没有文化的老板们就不是企业家。企业文化的价值和企业家的文化素养不同，这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标准化和差异化的和谐。
有文化的企业家会给企业带来特殊的溢价，因为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文化认同会产生团队的凝聚力，从而淡化赤裸裸的利益关系。在股权投资产业中，投资的成功仰赖于天时、地利、人和，其中“人和”最为重要，天有不测风云，商场无穷变幻，惟有“人和”是可以经营的。
因此，有文化的企业家能把企业文化较快从“利”升级到“智”和“信”的层面，将企业的逐利行为升华到智慧与诚信的货币化，而创新和守信是企业的厚利之源。现代企业的文化是厚利文化，所以资本市场才会给企业两种溢价：创新溢价和成长溢价。
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起步期的企业必须逐利求生存，成长期的企业始于创新求发展，成熟期的企业守本守信求规模。所以，利润是根，创新如命，信用为本。
但这仅仅是企业需求，与企业家的文化认同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误差。最理想的状态是企业家有着系统的商业理论和文化认知，能够为企业打造适合自己的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但这样的情况却并不多见。
商业伦理：走出误区
企业发展需求的文化支撑与企业家的文化理念大多数并不相同，甚至还常常陷入违背商业伦理的误区，中国企业家尤其如此。比如：人们常把经商称为“下海”，两字间道出对经商的文化鄙视。
许多中国商人的梦想是后代不再经商，和学界盛行的学而优则仕一样，商界盛行的也是商而优则仕。企业文化是商业伦理的核心部分，但在中国，国学正统是不承认商道的。
所以，企业家讲“儒道佛”是文化误区之一，往往源于企业家作为自然人，在内心深处不认同或不理解现代社会的商业伦理。讲国学正统而不认同商业伦理的人，多半也没有理解正统国学，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积极入世的利-智-信，而儒学求正统，道家重无为，佛教讲出世。
厚利文化：候时转物
中国的传统商业文化推崇薄利多销，而“薄利”之说有虚有实，有些企业是求“厚利”而求之不得，有些企业则是藏“厚利”而不说实话。
中国的商道之祖是陶朱公（即越国名相范蠡），他的商业原则之一为“候时转物，逐十一之利”，即10%的成本加成定价。这句话常被引用来证明为商不可逐厚利。其实在这里，陶朱公讲的是贸易，“候时转物”是要把握天时地利，流转货物。春秋战国时期以农为本，工商为辅，商业税负较轻，还有政府保护。当时的商贾地位很高，社会地位不在农工之后，而在农工之前，地位仅次于士，文武百官退出政坛时，褒者从商，贬者归田。当年商家开业常用的对联是“陶朱事业，端木生涯”，两人都曾是大政治家。现在不同了，工商业取代农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企业的税负很重，以中国为例，企业的广义税收包含60余种税费，通常要占到企业税前利润的50%以上，若仅“逐十一之利”，企业何以为生？何谈创新成长！
薄利多销，“候时转物”，现在仅是企业在起步和生存阶段的根基，既然利润是根，创新如命，诚信为本，而厚利文化的支柱正是智与信。现代企业创造具有高附加值的厚利只有两个公平合法的来源，其一是人的智慧，其二是信用杠杆。企业经营一旦融入人的智慧与社会资金，才能真正走出生存阶段，开启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成长。
智信文化：成长创新
在生存阶段，企业可以什么赚钱就做什么，薄利多销，“候时转物”。但在智与信的文化层面，企业不能只做贸易，要创造高附加值。创新产品的厚利来自于人的智慧，守信创造的厚利来自于信用杠杆，来自于企业融资创造的规模经济效益。一旦企业的经营融入了人的智慧，融合了社会的资金，就能够创造超额利润，在高成长中为社会不断创造更新的产品，并以低廉的价格提供更好的服务。守信是融资之本，创新是融智之源。有了融资融智，企业的厚利未必来自于提高商品价格，反而会将因循守旧却薄利多销的企业逐出市场。
现代企业文化的普世价值是“利-智-信”，其中利是厚利，智在创新，信可融资，三者合一才能构建高成长的创新型企业，在商品市场中享有高信誉，在资本市场上获得高估值。
7/4/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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